恆春通往滿州的200號縣道旁，過了驫古公聚落不遠，公路在滿州消防分隊前作明顯的轉彎，路南臨溪谷的一側，有一座素樸的敬聖亭，被許多人視為滿州地區早年有客家人移墾的證據。
《台灣地名辭書．屏東縣》中關於滿州鄉的移民有清楚的記載：「漢人的入墾則較晚卻逐步取得大多數的平坦肥沃耕地，成為聚落內的主要族群，尤以客籍移民的入墾最早…。」這或許可證明客家人移住入滿州的歷史，同書中也記載敬聖亭的由來：「日治明治37年（1904），由滿州本村及鄰近村落五居民集資興建，以處理廢棄之字紙及破舊書籍，與一般客家村落常見之敬字亭功能相同。」，這段文字，更能佐證客家人在滿州的足跡。
在台灣地區，敬聖亭的確比較常見於客家庄，但不表示這種用來焚燒書寫過字的紙，也被稱為聖蹟亭、惜字爐，敬字亭的建築物，一定就是客家人所興建的。事實上它不只在台灣出現，中國、香港、琉球…等地也都看得到，顯示敬聖亭的存在和客家人不必然有絕對的關係。
敬聖亭乃源自漢人「敬惜字紙」的觀念而來，這個觀念早在唐代便形成，唐代戴孚所寫的《廣異記．狄仁傑》中，載有一則寫在竹簡或木片上、收服「蠻神」的故事：「高宗時，狄仁傑為監察御史。…至端州。有蠻神，仁傑欲燒之。使人入廟者立死。仁傑募能焚之者，賞錢百千。時有二人出應募。仁傑問：『往復何用？』人云：『願得敕牒。』仁傑以牒與之。其人持往，至廟，便云：『有敕。』因開牒以入，宣之。神不復動，遂焚毀之。」《廣異記》雖是唐代前期的志怪傳奇故事集，內容未必可信，故事中的漢人透過文書來收服「蠻神」，直接透露出具讀書寫字能力的文明人，內心中所抱持的尊榮與優越感。
明代末葉，文昌帝君的崇祀與《惜字律》大量地在知識分子間流傳，一方面表彰敬文明、惜字紙所帶來的福報，同時也恫嚇不敬惜字紙之人可能招致的罪孽。清代韶公撰《燕京舊俗志》載：「污踐字紙，即係污蔑孔聖，罪惡極重，倘敢不惜字紙，幾乎與不敬神佛，不孝父母同科罪」，也是同出一轍的威嚇。
清康熙以降，「惜字」之風更盛，許多人組織「惜字得善報」的惜字會或惜字社，為了追求善果，成員努力宣揚「敬惜字紙」的獎與罰，更結合施棺、埋屍…等善舉，希望能感動天地鬼神，迴向自己或庇蔭子孫，能夠在科考中一舉成名天下知。
倘若如願獲得功名，地方官員或士紳、鄉人，出面倡議集資或募款，興造聖蹟亭，以光耀門閭。興築的地點會因個人身份或物質條件之別有所不同，富貴人家有能力在自家的園林庭院中，建造私人的敬字亭；庄中有文昌廟者，可能選擇在廟埕設置惜字亭，以彰顯敬重文明的福報；未曾有人科舉及第的城隘或僻遠鄉間，則會特別將惜字亭設置在村鎮外緣或城隘口，宣說本地已受文明「教化」，非鄰近「野蠻未開」的部落可相比擬的。
滿州敬聖亭建於驫古公和蚊蟀之間，就在恆春通往蚊蟀聚落的村口，初建於日本明治37年（1904年），正值台灣總督府實施「普通行政法」，將恆春城、港口溪流域的平地及淺山丘陵帶的原住民，全部納入「熟蕃」的類別，原住民原有的優勢自此盡失。漢人為彰顯自己「文明人」的身份，在蚊蟀庄口興建敬聖亭，作為「漢莊番社」的界線，以彰顯漢人文明的優越感。
隨著時光流轉，原漢界限早已模糊，敬聖亭除了保持焚燒字紙與尊重聖賢的功能外，也因人民需求而轉化，成為祈求平安、富貴的象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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